论“黄帝”界说与黄帝精神
——兼谈陕西黄陵甲申“中华大祭祖”
作者：李耀宗——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夏历甲申（2004年）清明，天青气爽。千百年来首次跃升国家级官民祭仪的“轩辕黄帝公祭大典”，在陕西黄陵庄严举行。海内外“龙”的传人的万千代表，肃立雄伟肃穆的轩辕殿前，同祭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谱写寻根问祖、继往开来的雄浑新章。
笔者忝列中央电视台直播佳宾，旋应《今日关注》栏目专访，竟程感受“中华大祭祖”空前盛况，有幸直面海内外观众的短信提问。在笔者和胡小伟、苏叔阳另俩佳宾接受的诸多提问中，当推“公祭升级与黄帝精神”备受关注。
“黄帝”与“黄帝精神”，是老而弥新的研究热点。其热其新，以往大多分见历史、民族、社会、文化等学，论述不菲；然，综合多学科专题研究，似乎尚待深入。本文不揣谫陋，拟结合“公祭升级”，略陈管见，以叨教于诸方家。
应深究“黄帝”的历史底蕴
直播时，不少短信问：“黄帝究竟葬在哪里？”此问反映出人们对“黄帝是谁”，尚且若明似暗。“黄帝”是谁？初，乃“神”之谓，如《淮南子·览冥训》以“黄神”相称；《晋书·天文志上》谓“坐在太微中，含枢纽之神”。而后，则多并称“神、祖”，如：“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五天帝之一，指中央之神”。【1】此“祖先”黄帝，肇造文明于黄河中游之“中原”，“中央”戊己“土”，有土德之瑞，故名。其往下繁衍之“华夏”，即“中原各族”融合而成。“华夏”其词，始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之“楚失华夏”。“华”，“荣，繁茂”也；“夏”，义即“中国（中原）之人”。鉴此，界说“中原祖先”，亦不为谬。然，作为多学科深层研究，孤拘此说，恐嫌不足。
外，亦有将其界说作“祖”而非“神”者。如《二十五史新篇》即认为：黄帝可能实有其人，是父系氏族时期中原地区的一位部落联盟长。看来，此论是在力避“黄帝”之虚。而以“始祖”应有之久远，“虚”却在所难免。问题焦点，只在“虚”或“过虚”。
诸多史籍认为，“黄帝”属“三皇五帝”这个“始祖群”，乃“五帝”之一。而人们怀祖寻宗，却常略去其先之“三皇”，及并称之他“帝”，习惯独称黄帝为“中原祖先”。这，非因诸“始祖”中仅“黄帝”生息于“中原”，而是在：黄帝虽“虚”而不“过”。“三皇”乃传说中之远古皇王，只是象征性首领。他们远离“文明”史前之远古，神话色彩极浓，“虚”得毫无无世系可考。“五帝”呢？“黄帝”外之四“帝”，各指何许始祖？其生息地望、活动作为，皆乏实考，故历存多说【2】，至今难定一尊，亦当谓“过虚”。说他们是或不是“中原”祖先，皆属无稽臆断。
古往今来，不管对“三皇五帝”如何研究、争议，学界内外，以至海内外广众，无不笃信“黄帝”凿凿存在，景仰“黄帝”巍巍“先”颜，礼赞“黄帝”赫赫功绩。远的不讲，孙中山即题祭“黄帝”曰：“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惟有我先。”【3】毛泽东也曾撰文祭“黄帝”云：“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4】这里所赞“开国”、肇造“伟业”，至少指：甲，首开国家雏形，为三代之世中央和地方两级政权形式，初奠了基础；乙，大举发明创造，包括开创先民生活和科技文化新纪元的数十项划时代发明。其肇始之艰辛、规模之恢弘、影响之深远，在中外文明史上皆堪言“最”。
如此浩大“伟业”，能在短期（比如百十年）一蹴而就吗？上世纪中叶，考古学家对“黄帝”出生、建都地——“有熊”（今河南新郑县一带），曾进行全面考古，在其裴李岗村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早期文物，认定“裴李岗文化”距今7000年上下，约当母、父系氏族社会之交，正是“黄帝”起而“开国”之际。由此推算，黄帝整整奋斗2000余年，才成就“开国”伟业。《吕氏春秋·慎势》云，炎帝“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春秋·命历序》也说，黄帝“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这些史籍也认为，炎、黄都曾涉足历史舞台两三千年，与现代考古成果惊人地吻合。黄帝正式“开国五千年”之说，当无疑义。
那么，如是浩大、漫长“伟业”的躬行者、指挥者——“赫赫始祖”，能是某某孑然一人、一世吗？他当是怎样的尊容呢？
历史上，研究“文明始祖——黄帝”的著述，或颂其为“理想神像”，将其置于虚无缥缈的神话境界；或颂其为开国英雄，将其置于瞬息狭小的历史平台：以致各说抵牾，破绽百出。如：《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纳奔水氏曰听詙，次帝……凡八代及轩辕氏也。”据此，炎、黄当相差“八代”上千年先后在世。而《史记·五帝本纪》却云：“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此论，则说炎、黄共日同天。《国语·晋语四》更言两“帝”乃兄弟：“昔少典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你看，黄帝究竟何许“人”也？连堂堂权威史料也大相抵牾，让人如堕五里之雾！
对此，千百年前的圣哲先师，也已提出质疑、研讨。《礼记·大戴礼》写道：“宰我问于孔子曰，予闻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这，或是古人思考黄帝“历史底蕴”的最早记载。唐代学者司马贞则从另一视角，探视黄帝的历史底蕴，并明言：“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5】司马氏虽将“少典”误称“诸侯国号”（时尚无“诸侯”），但能明察“少典”乃历史群体，而非孑然个人，可谓难能卓见。时至现代，考古学家进而补正说：“少典生黄帝、炎帝，是说后面这两个氏族由少典氏族分出，不是说这两位是少典个人的儿子。”【6】此说更匡上误，确认“炎、黄”乃“两个氏族”，均“族号”而非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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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前，原始族群“名、号”的称谓交错多变，使用杂沓，常常困扰学术研究。摩尔根论述美洲原始公社末期的印地安人时，艰难地发现：易洛魁人部落联盟的“每一个首领职位的名号，也就成了充任该职者在任期内的每个人的名字，凡继任者即袭用其前任者之名”，而此继任者“原来的名字就‘取消’了，换上该首领所用的名号。从此，他就以这个名号见知于人”。【7】他还推而广之：人类祖先“在各个大陆上的发展，情况虽有所不同，但途径是一样的，凡是达到同等进步状态的部落和民族，其发展极为相似。”【8】这，也如恩格斯所言：“处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的原始民族的社会制度，在其基本特征上，是多么相似，甚至相同。”【9】这些精辟之论，也使我们惊喜地发现：我国和美洲近、现代的一些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族群，似与当年黄帝“处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正好成为我们研究“黄帝是谁”的活标本。
笔者纵览诸论，曾指出：既不可拘泥“名号”，僵死地把“黄帝”指认作某某一人；更不可偏信传说，将其臆止于虚无缥缈的虚幻神像，而应把“黄帝”作为确凿的历史概念，承认它存在于“漫长时间进程”，包蕴着“多层空间涵义”，譬如：甲，部落。当时雄踞黄河中下游的一特大、特强氏族部落；乙，部落联盟集团。当时聚居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联盟集团；丙，部落联盟集团及其首领名号之总和。统率当时黄河流域的超级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若干代（届）首领之总和，或其共同称号；丁，上述诸代（届）首领中之最佼佼者。诸首领中的里程碑式人物——作为其部落或部落联盟，传诸后世的崇高象征。
总言之，“黄帝”首先是一个集合概念，是一群杰出始祖的指称或代称；也可能是，作为“该始祖群象征”的某某特别杰出的代表人物。此外，绝无孑然前驱的“孤家”始祖、“寡人”黄帝！又，无论人们所谓“黄帝”身罩多少神话色彩，他肯定是有血有肉的“人王”，而绝非虚幻“天帝”。只有从历史底蕴去探究“黄帝”，才能真正找到实实在在的“人文初（始）祖”或“共同祖先”。【10】
话言及此，“黄帝究竟葬在哪里”之问，当无需赘答了。
“黄帝”堪称“中华民族祖先”
“大祭”直播中，人们还普遍关注“黄帝”诸称——人文初祖、文明始祖、中原各族祖先、中华各族祖先、中华民族祖先，到底何称为确？“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自称，是否有当？
上述关注焦点，无非是：“黄帝”与当今各族，有无“血缘”关系？对此，学界素有争鸣：较为认同“人文初祖”、“文明始祖”，亦持“中原各族共同祖先”说；但质疑“中华民族祖先”之论。笔者则斗胆认为：“中华民族”不独“人文”，即便“血缘”，亦在总体上呈“多元一体”特征。黄帝当可泛称：“中华民族祖先”。
一，中华大地，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 长期社会交往、文化交流，以至婚配交融，是“血缘”趋同、融合的历史条件与基本佐证。
据考，距今七、八千年前，幼年“黄帝族起于青甘高原，其支仍为羌人留居于甘青一带”【11】，并非“中原”血缘。东渐中原后，成年黄帝基于大事“开国”，不可不大融“中原各族”人文以至血缘。据司马迁考证，黄帝所辖最大疆域，业已“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斧山，而邑于涿鹿之阿。”【12】如此广袤地区，皆为黄帝人文及其带之而来的“血缘”所辐射、扩散。反之，此间和此后，其周边人文、血缘则双双内渐，不断改变初始时的“中原”血缘成分。时至后黄帝年代，国人已改开国前“迁徙往来无常处”，【13】而实现“常处”定居，社交更密，全面交融更繁。从上古、中古至近古，更别讲现当代，“中原”里、外的全国“血缘”大融合，何曾须臾止息！
民族是历史的范畴。古今中外，没有任何杂居民族，能始终一成不变地锁定于史册。大杂居、小聚居的中华各族，当不例外。自“黄帝”及其以降之华夏、东夷、苗蛮三大远祖集团，交相聚“族”而始，这样那样的族群或民族，迭经千百年盛衰、兴替和交融，不断你消我长，此分彼合，旧“族”解体、消亡，新“族”聚合、演进。国内各族，未见有谁“纯脉相承”而一贯古今。换言之，现今56个民族，无一不曾经历长期、反复的融合与衍化。如，从东汉至南北朝的大约五百年里，众多非汉族人内迁中原，与汉人（“华夏”之裔）长期杂居融合。时至唐代，其中许多人已被认作汉族成员。著名诗人白居易、元稹、元结，以及同代的许多名将，即属此种情况。又，近一二百年甫迁我国的塔塔尔、俄罗斯、朝鲜等人，也在历史发展中，程度不同地与“中原”、与边疆各族“融合、衍化”，而非“纯一”如初，已成不争的事实。另，近年民族肤纹研究也宣告：“中华民族自古是一家”。据《服务导报》披露，在著名遗传学家陈仁彪指导下，中国遗传学会肤纹研究协作组组长张海国先生，联合云南、西藏、新疆等地同行，自1981年起，进行中华民族肤纹聚类研究，遂得“中华一家”之论，还惊喜发现：“藏族表现出明显的北方民族的特征”。
可见，自“黄帝”肇始的中华各族的发展变迁，远非仅限“中原”的“小融合”，而是人文以至血缘或远或近的全国“大融合”！当然，从中华民族总体看，“大融合”并非甲融乙、乙融甲的单向消减；正好相反，它是“黄帝”其时、其后“众多民族血缘”的交叉扩散和添加，是“总体”的“中华民族血缘”的丰富和发展。
二，“血缘”认同“黄帝”的另一权威实证，乃盛布全国、纵贯古今的“龙”图腾。
“图腾”是个文化学术语，英文totem 。它是“原始社会的人认为跟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动物或自然物，一般用作本氏族的标志”。【14】“龙”图腾，便是举世公认的中华民族“血缘关系”的“标志”。“一体”的“龙”，标志中华民族的“一体血缘”。
不妨先看中华古今各族如何普遍尚“龙”：
古今有不少民族，径直以“龙”为图腾或始祖。据史籍考证和民族口碑，南蛮曾以“龙”为图腾。畲族民间传说《高辛与龙王》，描绘其始祖龙王是一条金虫，“浑身五彩斑纹，能在地上走、水中游、天上飞，能大能小”。白族传说《“五百天”神》及《龙的传说》，认定以“飞翅龙”得名的“龙家”，是其族祖之一。仡佬族传说《阿力和阿达》，说因龙王三小姐证婚，才使这两兄妹成了仡佬鼻祖。黎族传说《吹天箫》，讲族民们能繁衍生息下来，是得恩于龙王赐给了“吹天箫”以竹篓和蓑衣。纳西族民间叙事诗《人与龙》，更直道人、龙的不解之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或问：“这些口碑作品，能说明历史吗？”能！高尔基曾说：不懂得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就不可能懂得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南宋诗人杨万里也说过：“古有亡书，无亡言。”【15】茅盾曾在《神话研究》写道：“历史学家可以从神话里找出历史来，信徒们找出宗教来，哲学家就找出哲理来。”拉法格更在《宗教与资本》里动情地强调：“神话是保存关于过去的回忆的宝库，若非如此，这种回忆便会永远付之遗忘。”从口碑作品考证甚乏文载的少数民族史，尤其史前史，何其必要与权威！
还有更多兄弟民族，传承着大量涉“龙”文物、艺术和习俗。仅笔者手边资料所及，便有：南诏献唐骠乐《龙首独琴》；契丹“龙饰辽瓷”；西夏“团龙藻井”；蒙古族“飞龙舞马鼻烟壶”及杜尔伯特谚“井淘三遍吃甜水，马驯三年能成龙”；达斡尔族谚“马不失蹄成个龙，人不卡跟头成个神仙”；裕固族“龙凤寄命锁”；维吾尔族“飞龙瑞兽博古毯”；新疆民丰汉墓“龙凤蜡染”；藏族“龙饰工艺”；傣族“南宋塔龙”；壮族“大明归龙塔”；布依族“清季嵌龙遇仙桥”及神话传说《锁孽龙》；纳西族故事《龙女树》及“龙头胡琴”；瑶族“龙凤舞”；苗族“龙舟节”及剪纸《龙狗和六男六女》；侗族“耍龙灯”及故事《养牛郎与龙王女》；水族“龙凤石雕”；哈尼族故事《阿表与龙女》；京族“雕龙神艇”；土家族“龙饰凿花”；白族故事《雕龙记》；朝鲜族传说《天池水》讲龙王巡游……这些文化佐证，数量之多、流布之广，曷可胜言！
再看文物考古。试以近年“红山文化玉龙”考获为例：以内蒙古赤峰红山为轴心，广含辽、内、冀等地域所形成的北方“玉器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正巧约当黄帝“开国”。考古出土和散落民间的众多玉器，皆具浓郁的北方游牧民族色彩，形象多为动物、神兽，基本采用半圆雕手法，写实而强调传神。神兽一类，想象大胆，其中最典型者，即为C型“玉龙”。它们大小不等（大者曲长逾60厘米），嘴闭翘，眼狭长，威严如神；由脊起鬣，鬣丰上扬，与尾反向，强调力度。“玉龙” 尺寸之巨，雕艺之工，可谓不逊“中原”；想象奇特，造型生动，带着原始宗教色彩，反映了当地先祖对神灵的崇拜。你看，黄帝的“龙”图腾，在其发祥时代，即已远渐“中原”之外，且盛为传播。这，该是多么雄辩而喜人的科学史证！
上述种种涉“龙”实证，无不折光反射出各民族在图腾上非比寻常的文化认同。而如此深、广的“文化认同”，正是民族心理素质趋同，乃至民族起而走向融合的生动明证。斯大林曾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16】他总结“民族”的四大特征，即以“语言、心理素质”两个“共同”，突出强调“文化认同”，而只字未及“共同血缘”。这，足见“文化认同”对于“民族”所以成为“稳定的共同体”，该多么至要！故此，从“龙”的内涵和源流，我们大可振振地说：龙，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以其为图腾，便是其拥有“一体血缘”外在于“文化认同”的生动“标志”！
最近，有文章说：“龙的原形应是狼。”还说，“龙也是生活中存在的，应是狼，而且是西北狼。”【17】此说恐待商榷。窃以为，若刨根究底，说“龙”复合成型之“兽头”之“原形是狼”，“是西北狼”，或无不可。因为，“黄帝”先族源于甘青，且以“牧羊”为生。然，在远古，氏族、部落交往无常、世系多变，不时改变“图腾”却不鲜见。如，黄帝所制强敌“蚩尤”，乃“蚩”、“尤”二氏族融合而成的双胞族。而“蚩”，即“蚳”。蚳，蚁卵。【18】蚩人始以蚁卵为图腾，后东徙海滨，摄海产为生，遂改取海兽作图腾。【19】“尤”乃“犹之古文，犬子也”。【20】尤人以牧羊为生，役犬护羊，遂以“犬”为图腾。【21】二族融合后，图腾内涵则再次变迁。黄帝东渐中原后，不断融合当地氏族，至其父族“少典氏”（即“有熊氏”）时，已以“熊”为图腾。据《国语·晋语》载：“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时至于此，“黄帝”已经“开国”，非止氏“有熊”、都“有熊”，还进而兼母族“有蟜氏”之“蟜（蛇）”图腾，变成兽头加蛇身的全新图腾——“龙”。上述“兽头”之原形，应首推“熊”，还轮不到“狼”。
更须知的是：黄帝以“龙”为图腾，旨出“龙”的本义——杂色。古谓“天子用全，上公用龙。”【22】据郑玄注引郑司农，“全，纯色也。龙，当为庬，庬谓杂色。”黄帝广兼父（陆）、母（水）多族“杂色”于一体，借以显现“黄帝”及其图腾，如何日益昌盛，神圣、神威，非凡、非俗，无须拘泥甚至蓄意远离一切生活实物。《山海经·海外西经》曰：“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最初之“龙”，“兽头蛇身”而已。随着黄帝“杂容”精神的不断注入，它“内蕴求繁、外形务虚”，进而成型为“鳞尾似鱼、头形似狮、犄角似鹿、脚爪似鹰”的神物，还派生大同小异之诸型。古今、各地的“龙”，形象变异万端，“杂色”形制却未移易，惊人贯一。可见，“狼原形”说既难成立，“生活中存在”云云，更悖“龙”图腾的“杂色”特征。“广容诸形、神威独具”的复合图腾——“龙”，绝非“生活中”某某“实”形所能伦比，而是黄帝精神及其千古传承的人文结晶。
数千年来，不断发展、完美的“龙”图腾，展现出经天纬地的神奇图景：在广袤中华大地，无数氏族、部落、族群、民族，纷纷从人文、血缘基因，争相“杂”于“黄帝”一脉，千秋不辍，万变归宗。这一大“杂”宗脉，既呈头小尾大的“渔网状”，也呈异根交叶的“枝网状”，更呈多源交汇、小支断流、旁支歧入、新支中融等错综纷杂的“河网状”。如是“网”状的血缘、人文交融，有如母河长江，茫茫九派，浩浩不息，最终汇成一体——中华民族，一个硕大无朋、举世无匹的超级复合民族。
三，“中原祖先”论，虽无“不可”，但嫌“不足”；不如泛言“中华民族祖先”，似乎更确。
所据如下：①“黄帝”先祖原籍甘青，非止“中原”发祥；②“人”之祖先，乃“血缘”之“先”。此“先”时至“各族共同”，已是“开国”年代，而与“人文初祖”共时，人与人文两“祖”已经合一；③“人文初祖”时之“血缘”成分，更如上所述，已逾“中原”；④“初”字号“祖先”均在史前，仅论“血缘”，则“中原各族”显然失之“不先”，非与“人文”合一论“先”不可。⑤“中华民族”是充满历史变迁的集合概念，深蕴“复合人文”内涵，非同“中原各族”及“中国各族”之“族”，亦非“各族”简单相加之“和”。总之，黄帝“祖先”之荫，始已逾越“中原”，继而远及“中华”。
或曰：“我们民族近一二百年才入迁，作为支流，汇入的是长江中下游。能说‘沱沱河’是我源头吗？”此问差矣！讲“源头”，是就江河“主流总体”而言。无论上下游，支流一旦汇入，就必与其浑然交汇，化为“主流”成分，不可剥离。中华各族有如长江支流，各有族源；而‘沱沱河’则是长江主流之滥觞。试想想，在长江“主流”，尤其下游归一“总体”后，你能分出哪是沱沱河，哪是某支流吗？经历漫长流程的“中华民族”，单论史学，或可究其史断面；但从文化、民族、社会等学综合看，它更是历史长河的“主流总体”概念，实难截面断之。各族支流先后汇入“开国黄帝”主流，逐渐汇成“主流总体”，即费孝通先生所天才概括的“中华各族”之“多元”，而就“中华民族”之“一体”——这，当是不争之史。
又曰：“就某水系言，‘多元一体’有理。可你是甲水系，我是乙水系，也能‘一体’吗？”此疑更易冰释。上文已谈，中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是说，我国的历史文化长河，是一个整体的独立水系。上下五千年间，各族“变迁”均牢系国境，除月氏族之主体曾于公元前2世纪迁往中亚外，余均世代“族”居国内。其间的民族战争、地方割据，以至王朝裂变，等等，只是一河之中的短暂回转或分流，合而分、分而合，“合”毕竟占居压倒流程。“多元”未跨水系，交汇先后而已，就“一体”有何疑哉！
另曰：“既已汇‘一体’——中华民族，又何需再称‘中华各族’呢？”这亦属误解之疑。所谓“多元一体”，是既从共性讲‘一体’，又从个性讲‘多元’。任何民族，无论单体或复合，无到有、有到无，皆必经漫长历史进程。当代56个民族，尚处此“进程”，仍各存其“元源”特征，仍各为独立之“族”。鉴此，“中华民族”与“中华各族”实为“一体”与“多元”的关系，具体可分解作五：①从表述看，乃词语关系。前者是专有名词，不可拆开；后者是短语，可拆作“中华的各族” ②从学术看，乃种属关系。前者对后者，后者对其支系（如瑶之盘瑶、蓝靛瑶、背篓瑶等），凡三层，皆种与属。③从历时看，乃源流关系。前者总流（一体）源于后者，后者为多源（多元），历漫长时段。④从共时看，乃过渡关系。两者相辅而“变”——前者变得更复合；后者向“复合”过渡变化，但仍不失为单体族。⑤从前景看，乃趋同关系。两者共性日增、个性日减，经久而趋融合。既如是，当代中国人，就“总体”论，可谓“元、体”合一之人。国人及海外华侨、华人共仰“黄帝”，盖出此理。
事实上，不独各族民众，就是出生兄弟民族的帝王，也虔诚景仰“黄帝”为祖先。略举二例：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曾于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颁布保护黄帝陵庙法令，于殿议曰：“黄帝轩辕氏，乃我中华民族元祖，不论汉、满、蒙、藏，还是苗、瑶、彝、黎、藩，都要敬护我元祖陵寝……”。【23】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三月十六日，康熙亲笔用满文撰写一份黄帝祭文，旋命用汉满两文并刻石碑，其祭祖之诚不言而喻。此碑至今仍存轩辕庙碑廊。
历史就是历史。“中华民族”作为超级复合民族，内蕴千百年悠悠发展盛史。与其孤立追逐“血缘”，不如全面深究历史，理性认同：“黄帝”首先堪称中华“文明始祖”或“人文初祖”，同时还可泛称“中华民族祖先”；中国人，乃至海外华人、华侨，自豪习称“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亦当毋庸争辩。
“黄帝精神”及其基本特征
“什么是‘黄帝精神’？它有哪些表现？”此类问题，也为电视观众所普遍关注。
“精神”本是多义词。它与“黄帝”组合，则别生外延更窄而内涵殊深的、仅属“黄帝”独有的特殊涵义，非止于《词典》所诠的“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笔者视阈所及的众多权威辞书，诸如《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等，均未入收“黄帝精神”一词；《现代汉语词典》时至2002年增补本，仍未收录。这大概限于该词的使用概率；要么，还正因为对其有失研究。
窃以为，所谓“黄帝精神”，至少拥有三层“特殊涵义”：①总体。高居任何“个人”之上，专指中华民族总体精神。②一脉。隶属历史范畴，一脉纵贯古今，因时而就，集时以成。③本源。交叉“中华民族精神（习称‘民族精神’）”之本源。三“义”构成了“黄帝”卓然独特的思想风范。
那么，讲“黄帝精神”，何不尊以迳称“黄帝思想”呢？这是因为“精神”与“思想”，虽然均指人的意识活动的“结果”，非常近义（有时同义），但毕竟并非“等”义。其区别，至少在于：前者乃思维行为，而后者则多指生发其中之“结果”；前者多指外在“活动、状态”，而后者则侧重内蕴“旨义”；前者多同（通）“实践”，而后者则多以“理论”现形。从“语用学”观之，“精神”与“思想”两词词义，其实并无“尊”位等级之分。更何况，“黄帝”乃史前形象，讲“黄帝精神”，旨在传承其经久不衰、随时益盛的风骨神韵，实难（也无须）总结、沿袭其“理论”遗产，论以“精神”更切！
中国文化学界，将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概括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毅有为、贵和尚中”；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概括为“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将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功能，概括为“民族凝聚功能、精神激励功能、价值整合功能”【24】。笔者在教学中，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本”，爬疏作四：以人为本、以德为本、以民为本、以农为本。……应该说，这些理论概括，都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不同侧面的析解。那么，它们和“黄帝精神”又是什么关系呢？能否说，它们的综合或总和，就是“黄帝精神”呢？答案应是否定的。
须知，文化学界的种种概括，针对的是作为文化主体泛泛之“人”之“文”化特征；而“黄帝精神”，主要着眼于赫赫之“帝”之“史”——中华文明的伟大缔造者“黄帝”及其“史”化特征。两者区别于着眼点，而非包含量。“黄帝精神”着眼“总体、一脉、本源”之“史”，总结的是非同常人之“始祖人”。它与单侧面“精神”的局部概括，有重叠或交叉，但断难等同或被取代；它与古今各侧面“精神”的总体概括——“中华民族精神”，乃源、流之分：它着眼于“源”；“中华民族精神”流于它，且发展、丰富于它，是后世各族子孙对其赓续不辍、发扬光大的精神成果之总和（待另专论，兹略）。“黄帝精神”就是“黄帝精神”！它是一个卓然独立的专有文化概念。
笔者以为，学术意义上的“黄帝精神”，应是：作为人文初祖的“黄帝”，在其肇造中华文明的漫长岁月里，表现出来的容、实、创、持人文精神。具体言之，它有如下四大特征——
一曰“容”。“黄帝精神”之“容”，非同一般，广涵从“和与合”出发的包容、兼容、宽容多义。“幼年”黄帝生息于青甘高原；“成年”黄帝东渐中原，开发大河沃野，努力“修德振兵”，名扬新石器时代。经败炎帝、杀蚩尤等无数征战，黄帝最终一统中原，改变了中原各氏族部落漫无统纪的纷乱状态。四方部落争往归之，“咸尊轩辕为天子”【25】。尤应称道的是：黄帝大度能“容”，恩威兼济，征战中，大搞“统一战线”，既调动胞族诸部，更联合神农、西羌、东夷，以及有妫氏等一切可用之力；征战后，则广“容”我、友、敌众多部落，特别安抚归附其下之各氏族部落，甚至力排本族众议，不惜改变少典氏固有“熊”图腾，崇尚“龙蛇”图腾。本义“杂色”之“龙”，组词能力极强，以其打头之词语，仅《汉语大词典》即达754个；至于“跑龙套、一条龙、成龙配套、车水马龙”等，则径直义涵“聚零为整”。黄帝取“龙”之“杂”，更见于行：征战前、后，均未停止向各氏族部落学习交流生产、生活之道。如，受蚩尤启发，“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26】赶上并超越蚩尤炼铜术；向东夷传授农耕，与之并肩互补，日益融合。大体可以讲：黄帝往下繁衍，而为夏周；殷人（商族）自称祖先为玄鸟，还有以鸟为图腾的有虞氏（舜），当属东夷后裔。黄帝渐融东夷，久而孕育一个新的更为庞大、强大的族群——夷夏。夷夏即华夏，主要包容夷、夏两族，自然亦包容此前所陆续融合的众多氏族部落。总之，“黄帝”的非凡气度，以千“容”万包之闳，而显消铜化铁之概。
二曰“实”。“黄帝精神”之“实”，义蕴现实、笃实、踏实等方面。《史记》未将“黄帝”列入“三皇”，而作“五帝”之首，窃以为，其至要原因，即在黄帝拥有他“帝”（更别讲诸“皇”）所无之“实”。黄帝已远离传说“虚幻”，而为实实在在之“人王”。“黄帝”直面纷乱现实，奋起兼并群雄，一统中原；之后，仍立足现实，全力指挥后妃及贤能，解决部众衣食住行生活大计——制丝、绩麻制衣以御寒；植五谷【27】、养禽畜以充饥；作杵臼、斧灶、沙甑以司熟食【28】；建房舍、营殡葬，以弃野居、无葬【29】；制大辂（车）以为法驾；化弧刳木为舟，以济大川【30】……所思所念、所作所为，尽皆面对“实”际、脚踏“实”地、着眼“实”用、笃求“实”惠，不浮躁，不弄虚，始终以“实”为律己准绳、治世根本。
三曰“创”。“黄帝精神”之“创”，由勇创、先创、独创组成三维立面。孙中山赞黄帝“中华开国”之“开”，即“创立”之谓。黄帝“开国”，以“创”为本，“创”在开勇决、开先河、开独到。面对中原氏族部落漫无统纪，纷乱不堪，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心通道，未尝宁居”，勇决兼并群雄，一统天下，将“四海之内，分为方国”【31】，首“开”画野分州、经土设井、立步制亩之“建国”先河【32】；同时，竭力倡导并躬行科学技术发明、文化艺术研创，诸如：研造军用指南车，同风后研兵法【33】，命荣猿铸十二钟，命羲和、常仪、臾区研观天象，命史官仓颉造字【34】，命伶伦造律吕，命大容作咸池之乐，命隶首兴算数，命容成定历法【35】，命大桡探五行、作甲子，与歧伯研作《内经》【36】，命巫彭、桐君处方药，命俞跗、雷公究息脉【37】，命巫彭、桐君处方药，……从天到地、从武到文、从虚到实、从微到巨，事事、处处“敢天下先”，创天下“独”。其勇决作为、先驱气概、独到匠心，皆堪言“创”史之最。
四 曰“持”。“黄帝精神”之“持”，旨在“力持”，表现为持正、持重、持久。黄帝“顺天地之纪”，“持”平正之心，“置左右大监，监于方国”【38】，设置官职、巡视四方，首开民不怀私、官不习伪、市不虚价、城郭不闭，风雨应时而来，“凡日月普照之下，均为黄帝之民”的“极治”【39】。黄帝分建众子，控制方国，正如《史记》所言“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并非凡其子尽皆“得姓”，而是准绳在握、持重老成。《春秋·命历序》说黄帝“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据考，“自裴李岗文化至‘中华开国’，黄帝的创业史当长达两千年”。【40】岁月漫长，世系多变，而其“开国”之志、之为，却赓续不辍，“持久”不渝。黄帝的“开国”伟业，广及上述立国鸿图及大量划时代发明、创造，断难一气呵成，靠的是长积时日，锲而不舍，“持”之以恒。
本文所以如上归纳，原因有二：第一，四“征”形成并纵贯黄帝“开国”两千余年全过程，早已成熟为堪称完整的“精神体系”；第二，四“征”的作用与影响，非止于“开国”黄帝时代，还悠悠赓续于后黄帝世代子孙。其生命力、认同感，毋庸置疑。内蕴四“征”的“黄帝精神”，一脉传承五千年，已被中华民族奉为至尊精神文化遗产。
复归“精神”的里程碑大祭
无论东方西方、文明异同，都存在“祖先崇拜”现象。而对于政治早熟的中华民族来说，祭拜黄帝则别富深刻人文内涵。
自古洎今，我国祭祀黄帝的各种活动——公祭、散祭，陵祭、庙祭，例祭、常祭，大祭、小祭，拜祭、文祭……汇成了一条浩阔的人文长河，千回百转，奔流不息。“公祭”，是其中最重要的祭典。所憾者，它本属全民性质，旨在缅怀始祖功德、宏扬黄帝精神，却长期被“官祭”所取代；其精神功能，则被政治功利所淡化、所排斥。长期以来，龙的传人耿耿于怀，殷殷呼唤“精神”复归！
世纪之交，地球村蓬勃兴起“文化自觉”大潮。饱含“文化自觉”风采的甲申陕西黄陵之祭——“中华大祭祖”，在拜祭黄帝的史河上，矗立起一座复归“精神”的里程碑。
一，大祭首次立足“文化自觉”基石，全面彰显陕中黄陵的权威人文地位。
“陵祭”，无疑是祭祖最重要、最常见的基本形式。但，历传陕、甘、冀、豫等地，均有“黄帝陵”，且均各绵延“陵祭”之史。诸陵之中孰“真”孰“假”，时有论争。尽管众多认同陕中黄陵，但在不少人心中，仍难免隐存“陕‘陵’是否确真”之问。
地处中华文明摇篮的陕中黄陵，是国家文物保护中的“陵墓第一号”，饮誉“中华第一陵”。 甲申“中华大祭祖”，首次升格为国家级官民祭仪在此举行，是对这一陵址的国家权威彰显认定。此认定，一改以往帝王肆意无稽的行政“加封”，而从政治复归精神，毅然立足历史人文基石。“大祭”之前，国家和陕西地方，即对此陵从软件到硬件，做了大量人文投入，既对其陵审慎“复古”整修，更对其址反复科考听证。“黄陵”，史籍多称“桥陵”。因《史记·五帝本纪》及《黄帝本行记》均谓“黄帝崩，葬桥山”，故名。一般认为，非“桥山”则非“黄陵”。考“陵”必考“山”。据1931年版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桥山”至少有三：①桥山位于山西襄陵县东南40里，接曲沃县界。但，史无“黄陵”之载。②位于河北涿鹿县东南，有“黄帝唐尧庙”，而无“陵”。③位于陕西中部县（今名黄陵县）西北，亦曰“子午山”，称“上有黄帝冢”。此“山”绵延八百里，宋人称曰“横山之险”；沮水穿山而过，若桥然。此“山”黄陵，矗“古轩辕黄帝桥陵”之碑，碑亭有“桥陵龙驭”之勒。此陵最“真”，早为世所公认。
另据传，黄帝一统中原，即炼鼎定国。鼎成，黄帝乘龙升天，群臣号啕大悲，牵衣不舍，直至桥山，黄帝终于升天而去。人们就地葬其衣冠、弓箭，以为帝冢。这，便是今之“黄陵”。传说娓娓动听，亦多映信史。《史记·封禅书》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后称帝王去世曰“龙去鼎湖”。
传说与史载所涉地理方位，均难免让人生疑：黄帝采铜于荆山（今河南灵宝县），炼铜立鼎、起而“乘龙”亦在中原。难道群臣送帝数千里之遥，至“鼎湖”升天而立冢？对此，或可释如：①传说乃民众口碑，难免失周；《史记》载史前之事，亦多本民传。两者皆略求其概可也。②此陵居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文明初祖”西去魂归祖地，当顺理成章。③黄帝开国前“迁徙往来无常处”，开国伊始，积习依然，生远游而崩远葬，不无可能。④倘为衣冠冢，则无碍远葬。⑤开国“黄帝”刚脱胎母系氏族，崇尚母族图腾“蟜”，以“葬蟜山”；“蟜”古通“桥”，可传“葬桥山”。⑥黄帝铸鼎之“荆山”何在？古有多说：或曰“荆及衡阳惟荆州”（湖北武当山东南）【41】，或曰“陕西大荔朝邑镇”【42】，或曰“陕西富平”【43】，或曰“安徽怀远西南”【44】，或曰“河南灵宝阌乡南”【45】。“陕西”二说近桥山，则不为远葬。⑦每年清明，此陵百姓纷纷制作虎、猪、鸟、羊形祭馍，上轩辕庙进香，此俗古传至今，恐非偶合。⑧莽莽桥山古柏无数，乃汉唐以降历朝所植，内“黄帝手植柏”更是匝地参天，七人难以抱合，誉称 “世界柏树之父”；陵内世存庙、碑、台等罕珍文物：皆全国古陵难与为匹。……总之，此地最有可能是黄帝“升天立冢”处。
大祭之前的硬件工程，诸如斥资两亿五、历时整一年落成的祭祀大院和轩辕殿，从规划到竣工，都毅然捐弃以往文物保护“修旧翻新”之弊，成功再现“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等传统理念，以生动复归陵祭“精神”。据悉，以此大祭整修为先导，今后黄陵尚有更多“精神”复归之硬件举措，如修建黄帝功德坛、碑廊、陈列馆，等等。
尊崇陵址、整修陵貌这一切，无不首次从“人文”基石，彰显大祭仪址——陕中黄陵的权威人文地位。
二，大祭首次跃升国家级官民同祭，从根本上复归其“全民大祭”的本原精神。
祭黄帝，发端于原始祖先崇拜。而规模性祭礼，则不早于商周。
最早祭祀黄帝，旨在新睦九族，和合万邦，消弭战祸，趋于大同。公元前770－前476年的春秋时期，祭祀已相当隆重。秦时，祭祀已颇盛繁，且恢复早已荒废之祠庙祭祀。【46】已知最早“公祭”之载，乃战国初期，秦灵公三年（公元前422年），“作上下畤，上畤祭黄帝，下畤祭炎帝”。【47】这是黄帝首次由“天神”进入“人祖”地位。汉高祖刘邦一入关中，即强调祭祖之重要。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十月，“北巡朔方……祭黄帝冢桥山”【48】，留下“汉武仙台”，民间传为“十八万大军祭黄陵”。其规模，堪称“皇帝祭黄帝”之最。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各地纷建黄帝庙，以作遥祭黄帝之公用。【49】
至唐，代宗大历5年（公元770年），于桥山西麓建庙，敕按期举祭黄陵，遂升国家祭典（实为官祭）。此后历朝历代统治者，几乎无不亲临或遣官祭拜。宋太祖开宝年间，迁庙于今址。【50】明开国之君朱元璋，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委近臣管勾甘带其亲撰《御制祝文》往祭，特别钦定：此后祭黄帝文须皇帝亲笔，勒石以志。其文镌轩辕庙碑廊，至今保存完整。抑或受其影响，明、清两朝，皇帝祭黄帝尤见盛繁：明17帝即有太祖、宣宗、代宗、英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熹宗等亲祭或撰文，加之遣官拜祭，至少14次；清朝12帝中，有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亲祭或撰文，加之遣官拜祭，不少于29次。清帝举祭多在登基元年，各一至多次。如康熙8次、乾隆7次，道光时艰运蹇，亦达3次！
历朝诸帝因何热中此祭呢？要因无非是：黄帝肇建“中央有共主”之国而为“元帝”。“皇帝”祭“黄帝”，可借此赫赫公示其皇权正统、天命所归，甚至“独占”其为皇室一家之祖。
进入近现代，仍承续由政府祭陵之制。如：1912年，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尊，委15人的代表团祭陵，亲自撰、书祭陵词；1937年，国共两党互派代表，共祭黄陵。毛泽东亦亲撰祭文。这些革命伟人与政治团队祭黄陵，大不同于封建帝王专制功利，别具鲜明的政治使命、意识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 1955 - 1962年，年年举行祭典，后辍 17年，于1980年恢复，至世纪之交，凡20 余次。各祭多由陕西省、黄陵县两级主持，民间“各界”参加，偶有国家领导人出席。这些“公祭”仪礼有变，祭文见新且长，或流“突出政治”之弊。
须知，黄帝饮誉“轩辕”，本义乃“具有聪明才智且为民作事的人”。鉴此，“公祭”缅怀“轩辕”，理当首先是“仰其威、慕其德、用其教、享其惠”之“民”。建国后，海外华人、华侨不时举祭，殷切寻根问祖，倒较好沿袭着祭陵的本原“精神”。
令人振奋的是：甲申“中华大祭祖”一改旧例，公开遴选“民间公祭人”参与国家级“主祭”，同时聚合国内各族各界、海外华侨华人代表广泛参加，首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祭黄帝”。此次“大祭”，全面地理性弱化以往“公祭”所充斥或残留的“政治”功能，庄严宣告：祭黄陵，从此复归祖先祭拜的本原“精神”。
平心而论，祭拜祖先的活动，尤其“祭黄陵”这样的“祖、帝”合一之祭，一旦沾上“官祭”，则难免不具“政治、精神”双重功能。本文所强调的“精神”复归，其实是一场“自觉”的文化扬弃：“扬”被历史扭曲的祭祖“精神”功能；“弃”妄加给祭祀的政治功利。“寻”中华之“根”，思“中华文明”之“源”；“认”人文初祖之“祖”、“归”初祖精神——“黄帝精神”之“宗”。
笔者并非一概反对“政治功能”，只是不赞成“精神功能”的本体地位被淡化、排斥；更反对走向“政治功利”，以至挤掉断不可或缺的“精神功能”。
三，大祭首次采用全新祭仪，唤醒了对祭陵“精神”原型的记忆与遵从。
甲申大祭“全新”变革，首先“新”在遵从科学，审慎决策，力避随意性。2002年10月，中央领导明确指示，将祭陵仪式规范化、程序化，使一年一度的清明公祭黄陵典礼成为层次最高、影响最大的祭祀活动。陕西省府常务会旋即决定由主管省长牵头，责成有关部门将大祭礼仪作为重要课题研究。课题专家组旋即实地考察全国各地祭礼，并据文献记载，审慎制定甲申黄陵《祭仪方案》。翌年7月8日，《方案》论证专家“峰会”在京举行。会后再行广征意见、反复修改，最终报省府以至国家审批。“大祭”重大变革，牢牢立足社科研究最新成果，有本有据，且古且新。
其次，大祭“全新”变革，还“新”在全面升格：参祭，升为史无先例的国家级官民同祭。祭器，启用天子等级的青铜“九鼎八簋”。仪仗，突出龙头杆顶、面高三米、上绘青色日月星辰、升龙降龙、祥云波涛的黄色“太常旗”。礼乐，新增只有高规格祭仪才用的大型乐舞。其名《轩辕黄帝乐舞》，分“祥云吉雨、百兽率舞、中华鼓魂、乘龙飞天”四章，生动再现黄帝功德。仪程，由十余项，精炼为七项。祭文，突出“仰吾祖之英灵，致兆民于阜康”【51】，以去宣政之庞杂、还祭陵之主调。……
大祭“全新”变革，最终体现在本原精神与时代气息的有机协调、统一。如：开祭定于9点50分，意寓黄帝九五至尊。改“鸣钟奏乐”为“击鼓鸣钟”，钟9响象征中华最高礼数，鼓34咚代表当年黄帝所划之州已发展为34个行政区划（含特区）。黄色仪仗旗设56面，象征黄帝“土德之瑞”治下之民，已昌盛至56个民族，各族共仰初祖。叩拜另加鞠躬，既承祖制，又展新仪。祭品供牺牲，亦献花篮，“花”古通“华”，蕴“华夏”一贯古今。浩大祭祀乐舞系统而形象礼赞黄帝功德；刻意用陕西洛川、韩城等地传统鼓乐击奏“中华鼓魂”，用“千鸽冲霄”虚拟黄帝“乘龙飞天”，表现中华民族鼓舞、腾飞的崭新丰采……总之，祭仪无论巨细，无不贯穿旧新交映、今古相承的中华史脉。
可以振奋地说，甲申“中华大祭祖”，已经以其成功的筹谋、运作，良好的功效、影响，载入拜祭黄帝的光辉史册，汇入“文化自觉”的世界大潮。它，以毅然复归祭祖“精神”的里程碑风采，告慰中华先祖，昭示天下听闻——
十三亿余“龙的传人”，业已理性、阔步迈入21世纪，正沿着“黄帝精神”开创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轨迹，走向更加昌盛、辉煌的新时代文明。
